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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理科生治校”的北大,将迎来怎样的变化?

2018-12-14 09:10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参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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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北大,新掌门

  邱水平和郝平有不少共同点:他们都是“老北大”,分别于1979、1978年年考上北大,是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学生;二人都是高中应届毕业生,没有上山下乡的经历;都是文科生,一个学法律,一个学历史;两人均在大四毕业前入党;他们都曾在北大做过学生工作,先后在学生工作部担任正副部长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

  10月26日下午,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访北京大学。在校内的英杰交流中心迎接他的,是刚上任的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校长郝平。

  这是二人的任命宣布之后,首次同时出现在大型公开场合。

资料图:邱水平 武俊杰 摄
资料图:邱水平 武俊杰 摄

  三天前的10月23日,同样在英杰交流中心,中组部副部长周祖翼宣布了中央关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调整的决定。他说,中央从中管高校党委书记、校长队伍建设全局和北京大学实际出发,经过反复酝酿、通盘考虑做出决定,山西高院院长、二级大法官邱水平,调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郝平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在北大校史上,像郝平这样,既当过党委书记又当过校长的,之前只有陆平。他1957年起担任校党委书记,1960年兼任校长,两个职务均卸任于“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6月。

  新书记邱水平与新校长郝平,此前的工作交集很少。邱水平多年来在北京市工作,担任过区县一把手。2017年1月,他从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任上,调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郝平的工作经历多在北大,且主要做外事工作。2005年,他离开北大,前往北京外国语大学担任校长,四年后担任教育部副部长, 2016年又回到北大,任党委书记。

  不过,二人也有不少共同点。他们都是“老北大”,分别于1979、1978年年考上北大,是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学生;二人都是高中应届毕业生,没有上山下乡的经历;都是文科生,一个学法律,一个学历史;两人均在大四毕业前入党,是同届毕业生中表现比较优异的;他们都曾在北大做过学生工作,先后在学生工作部担任正副部长。

  北大在建校120周年之际,一改过去“理科生治校”的传统,由两位文科出身的人领衔。他们会给北大带来怎样的变化,备受公众关注。

  做行政不落下研究

  1978年,无疑是北大新生入学史上最特殊的一个年头。

  当年2月,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77级考生入校。9月,第二批78级考生入校。当年,3959名本科生、555名研究生进入北京大学。

  山东青岛人郝平在当年9月进入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时,19岁,属于班上年纪较小的学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北大是国内最早将历史系分成中国史和世界史两个专业的学校之一,不过,两个专业仍然合在一起上基础课。

  郝平的同年级同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牛大勇回忆,郝平成绩好,低调踏实,对人也很好,很快被选为北大历史系学生会副主席。直到毕业,他基本都在当学生干部。

  1982年,郝平在毕业前夕入党,并留校工作。根据他的履历,毕业四年中,他在北大保卫部、政策研究室、校长办公室工作过,1986年起担任北大学生工作部副部长。五年后,郝平离开北大,赴美国夏威夷,成为美国东西方中心的访问学者。

  美国东西方中心,是一个致力于加强美国与亚太地区国家之间关系和相互了解的国际教育研究组织。郝平作为访问学者期间,给另一名中国人留下了印象,后者在自己的书中提及郝平时说,郝平是“优秀青年干部的典型,待别人热心”。

  在访问学者结束后,郝平接着在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研究生,三年后毕业。

  1995年12月,郝平回到了北京大学,成为外事处的常务副处长。这是很能发挥郝平学科优势的岗位。他学世界史,视野开阔,对各国历史背景都有所了解,本科时的英语课也比别的专业要多上大约一倍的学时。

  在之后的九年半时间中,郝平历任外事处处长、校长助理、教育基金会副理事长、党委常委、主管外事的副校长。牛大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那时,每年有十个左右的国家元首到北大访问,总理则有几十个,部长更多,大学校长、副校长则多得数不清。“他每天要应酬接待的人非常之多。他安排每个环节,谁出面,到哪儿参观,在哪儿吃饭,在哪儿演讲,基本上滴水不漏的。”

  工作虽忙,郝平还是从1995年起,用四年时间攻读了北大国际关系学专业的博士,并出版了三本历史学著作,分别是《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孙中山革命与美国》以及《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

  《孙中山革命与美国》是他的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参加了郝平的博士论文答辩,这篇论文的不少材料,都是郝平在夏威夷收集的,十分认真。“他虽然做行政工作,但还是很努力地在历史研究方面写些东西。”

  而另两本著作,均与季羡林有些关系。

  留学夏威夷期间,郝平看到了一本1948年出版的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的纪念册,作者们从不同角度回忆和考证了北大前五十年乃至早期京师同文馆的历史。郝平因此对研究北大创办的历史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史料的收集。

  1997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夕,已回国的郝平完成了《从京师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一书,在出版社要求专家推荐意见时,他战战兢兢去请季羡林看稿。季羡林三天没出门,看完书稿,认为郝平的学术观点成立,为他写作了序言,并将题目改为《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一年后,郝平准备就司徒雷登进行研究和写作,季羡林再次给予了不少建议。

  

资料图:郝平 梁犇 摄
资料图:郝平 梁犇 摄

  有想法,能落地

  2005年6月,郝平离开母校北京大学,到北京外国语大学担任校长。季羡林特意为他题写了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郝平也会同北外的领导班子一起,每隔两三个月就去探望季羡林,并带去他最爱的俄罗斯红菜汤。

  从某种程度上说,郝平此前从事外事工作的经验为他担任北外校长一职奠定了基础。据媒体报道,郝平履新之际曾收到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夏威夷大学、东京大学等十几位国外大学校长的贺信和贺电。

  上任之后,郝平第一次去美国访问,首站就是他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所在地——夏威夷。北外法学院前任院长万猛曾回忆,当时,北外与夏威夷大学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当地的几十位校长都来了。因为郝平攻读研究生学位期间,在那里认识了不少人,颇受同行认可。“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这么轰动的。”

  对于这位新来的校长,当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相关部门工作的陆棋,有着生动的记忆。郝平个子高,声音洪亮,经常笑,善于交流,在接待外宾时,特别有主人的范儿。而且郝平英语好,很多情况下,不需要翻译,可以直接用英语和外宾沟通。

  在陆棋的印象里,郝平很忙,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四五个外事代表团的接待任务,而且会有一些高规格的外宾到访,比如泰国公主诗琳通、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等。

  不过,陆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郝平的规划和建设能力,包括学校在国内、国际的定位,以及校园建设,都在郝平的任上有了不小的发展。

  陆棋记得,之前,北外一直在摇摆,是将学校做大成为综合性大学,还是依然走小而精路线。郝平上任后,组织了不少讨论,最终确定北外仍然要以外语类为特色,走小而精路线,特别是国内少数院校才会设立的小语种,要坚持小班教学。

  在郝平上任后的第二年,北外新增波斯语、印地语等10个本科专业。2007年,欧洲语言系发展成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希腊语和挪威语开始招生。郝平离开北外后,北外仍然注重发展小语种。2011年,学校申请增设孟加拉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祖鲁语、拉丁语等5个语种。

  另一方面,郝平也深知,以语言和文学教学一统天下的形势,并不适合时代的发展。他曾在一次论坛上表示,北外的学生,不应该仅仅只是语言翻译方面的专家,更应是对象国研究和区域研究的专家,是复合型、复语型的国际化人才。

  因此,学校开设了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课程,要求学生对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法等都有所涉猎。郝平还促成了北外和北大的校际合作,从北大聘请了十位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到北外授课。

  万猛也回忆说,郝平当时为北外提出口号“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此前,北外的定位是“研究国外文化——向国内介绍”,之后,则变为“关注国内现实——向外国介绍”。他要求北外的学生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郝平自己也将博士期间的著作《孙中山革命与美国》,翻译成英文版,向世界介绍中国历史。

  当时,中国十分重视海外汉语推广工作,北外成立了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主动承办海外的孔子学院。他上任一年后的2006年4月,北外首次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半年后,北外承办的孔子学院达12所,是国内承办孔子学院最多的高校之一。

  除了学校自身定位和发展的规划,郝平在任期间,北外的校园规划也有了极大的变化。

  他上任后,学校提出,要在五年内,改变学校办学条件陈旧落后的面貌。校方请来了时任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总设计师的崔恺,为北外做东西校区的设计方案。

  陆棋记得,崔恺提出,东院仍然保持中国古典建筑的风格,青砖灰瓦,加强植被绿化和环境治理,西院则按照西方大学的建筑风格,建设现代化的教学科研大楼。

  北外校园被北京西三环贯穿,分左右校区,整个校园不到500亩,校园改造可以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但那几年里,北外仍然在东院兴建了一座体育馆。陆棋说,这是当时广受好评的一件事。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北外某学院党委书记向《中国新闻周刊》评论郝平说,他睿智、能干。一位曾在郝平身边长期工作的北外人员也赞同这个看法,认为郝平十分实干。

  “当时,郝平有比较强的筹款能力、运作资源能力。校方有想法,也善于找到资源,支持想法落地。”陆棋说。

  2009年4月,郝平出任教育部副部长,主要负责政策法规、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港澳台教育合作与交流等方面工作。在副部长任上的7年零8个月中,他还曾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

  2016年12月,郝平被宣布调职回北大,担任校党委书记。中组部副部长周祖翼说,郝平“政治立场坚定,熟悉高等教育规律和高校情况,任教育部副部长期间,在指导和推动高校治理、大学章程制定,落实办学自主权,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促进依法治校,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和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郝平身上有“北大情结、北大感情、北大素质、北大风格”。

  回到北大的郝平在就职时表示,自己会“更加尊重师生的主体地位”,“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又要沉得住气,要尊重教育规律、久久为功,始终守住办学的根本”。

  22个月后,这位说要“拿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勇气,拿出一股子创业的激情,上下求索”的书记,成为北大第28任校长。

  邱水平“表现一直稳定”

  1979年,刚满17周岁的江西南丰人邱水平,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这是大家所说的“新三届”的最后一届学生。

  刚刚卸任北京大学校长、77级化学系学生林建华曾这样形容这几届学生,他们“一是年龄特别,有14岁的,也有年纪很大的,在生理上几乎是两代人;二是经历特别,有‘上山下乡’的,有中学毕业的,有做工人当兵的,有娶妻生子的,还有‘乳臭未干’的。”

  邱水平属于年纪小,未经历上山下乡、中学毕业就考入北大的。

  复旦大学法学院前任院长、同样是北大1979级法律系学生的胡鸿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邱水平虽然年纪比大多数人都小一些,但是无论专业课还是英语水平都比较好。

  那时,法律系有四个班,前三个班是法律学专业,四班是国际法专业。他们俩都是法律学专业的学生,邱水平在一班,胡鸿高在二班。整个法律学专业的学生有五六十人,大家的专业必修课、专业内选修课基本都在一起上。

  那时的课程安排很满,法律系的学生几乎拿出所有的时间在学习上。胡鸿高记得,没课的时候,大家总会一起去图书馆排队占座,之后再去吃早餐,走路靠小跑,排队买饭的时候还在背单词。“我们当时都有一种珍惜迟到的学习机会的心情。”邱水平没有经历过人生的断层,但也与他们一样占座、自习、参加科学讨论会和体育活动。

  在胡鸿高的记忆里,邱水平是十分随和但有着自己原则的人,表现一直稳定。1983年毕业之前,邱水平入了党。当时,胡鸿高是年级的党支部书记,他记得,那时能入党的是少部分人。年纪小的邱水平,因其“成绩比较好,品行很端正,与大家的关系比较融洽,政治上要求进步,志存高远”,在毕业前入党。

  本科四年期间,胡鸿高与邱水平曾在同个组进行过多次课程的小组讨论,他的印象里,邱水平和当时的北大法律系学子们一样,想干一些事业,想改造中国与世界。

  当时,作为天之骄子的北大毕业生,被国家各部委抢着要。邱水平却选择回到原籍江西,成为江西大学法律系教师。胡鸿高则回到原籍上海,成为复旦大学的法学教师。

  胡鸿高说,当时中国法学经历了多年断层,急需加速培养法治人才,以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他认为,去做一名老师,与做法官、做书记员,所发挥的对时代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当时选择当法学教师,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两年后的1985年8月,邱水平回到北大,攻读法学理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8年,他留在北大法律系任教。胡鸿高认为,当时的硕士、博士已不是稀缺品,邱水平能留在北大,说明了其学术能力。

  1990年起,邱水平从学术工作转向,担任北大团委副书记。之后的六年,他一直在做与学生相关的工作,包括北大团委书记、学生工作部部长。

  2018-12-14晚间,重回北大的邱水平在2018北京大学珠峰攀登活动报告会上发言,还特意回忆了这段学生工作的时光。

  他说,学生社团是北大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发展自我、展现自我的大舞台,在立德树人工作中发挥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他做相关工作期间,学生社团正处于蓬勃生长的阶段,北大的“百团大战”方兴未艾,“大家充满激情,因为共同的爱好、志趣走到了一起,又团结,又活泼,真正体现了‘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的精神。”“学生社团工作也是我当时投入精力最多、最关注最重视的领域之一。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当年我把校团委的办公用房挤出来,给山鹰社存放器材和办公使用,并给予各方面支持。我觉得,这是我作为团委书记最‘英明’的决策之一。”

  邱水平曾在1995年发文《认真搞好校园文化建设》。他说,学生们已从以前较集中地关注社会,转向关心学校的内部事务,如学科改造是否顺利,课程是否实用,生活是否丰富和方便,自身素质对社会是否适应,生活费和学费是否上涨等。“这些生活学习中遇到的矛盾处理不好,将会形成对学校的压力,引发矛盾,造成事端,影响稳定。”

  他认为,校园文化应“生动活泼、健康向上、调控有序”,在指导校园文化活动时,要把握好校园文化的政治方向,把握好校园理论阵地,把握好社团活动,予以精心指导。

  职务三四年一调整

  1996年9月,邱水平离开北大,担任北京市朝阳区区长助理,一年后担任朝阳区副区长。在副区长任上,邱水平曾担任了一年的北京商务中心区管委会主任,那几年,也正是北京商务中心区(即北京CBD)大力发展的时候。

  1998年,北京市规划局将CBD的范围确定。2000年,CBD的建设被纳入北京市“十五”计划。 同时,第一届北京朝阳国际商务节召开,CBD成为城市名片。

  邱水平在当时发文谈过CBD的发展,他认为,CBD的建设有一定的管理体制创新,“北京市政府委托朝阳区市政府来管理,这可以减少一些摩擦,并得到市里面有力的支持。”另外,他还认为,CBD是和很多国际跨国公司打交道的区域。因此,“要建立一套新的机制,包括人员、政策、运作、审批等等都要进行调整,突破一些注册等方面的限制,直接与国际接轨的方式办公。”

  在朝阳区工作六年多之后,2003年,邱水平调任北京市投资促进局(北京市外商投资服务中心)局长、党委副书记。在此之后,邱水平的职务每三四年就会进行一次调动。

  北京市投资促进局成立于2002年底,成立之初邱水平到任。当时,为了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投资促进局做了不少工作,包括为北京市塑造并提升对外的经济形象,明确各区县功能发展定位,明晰各自的产业发展方向。

  三年后,邱水平的工作再次调动,成为北京市平谷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四年后的2010年,他从区长升为平谷区委书记。

  邱水平后来回忆,刚到平谷工作时,他首先思考的就是平谷的发展路径问题。“平谷的最大特点是发展滞后性,在一个阶段是脱节的。”当时的北京市长听完邱水平的汇报,认为“平谷不像北京的平谷,像河北的平谷”。

  那几年,平谷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发展节奏,并和市里同步。一个很好的例证是,在北京市的“十一五”规划里,几乎没有提到平谷,但到了市“十二五”规划,提到平谷的有13项,占1/10。

  一名曾在平谷区政府工作的官员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邱水平提出了“生态立区”思路,明确了平谷的定位,包括平谷大桃、平谷桃花节,都成为了北京的名牌。

  2013年3月,在平谷区工作了将近七年之后,邱水平再次回到北京市委,担任市委副秘书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2013年12月,他兼任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党委书记,在这个职位上停留了一年时间。2017年1月,邱水平调岗山西,成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在山西省高院的全体大会上,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黄晓薇这样介绍邱水平:“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和研究生全日制毕业的邱水平,政治素质高,大局意识强,有较扎实的法学理论素养。经过多岗位锻炼,熟悉经济和党务工作,思路清晰,视野开阔,有开拓创新精神。”

  “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以来,圆满完成了多次重要活动的重大安保维稳任务;精心抓好了北京市司法体制改革,全力推动成立了全国首家知识产权法院;率先落实劳教制度改革;依法稳妥处置了一系列社会关注的热点、敏感事件;建立律师、专家等第三方力量参与矛盾化解机制;推动完善了轻刑快审、刑事速裁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作为山西高院院长的邱水平,在山西高院推动了信息化建设。据他自己介绍,山西高院庭审直播场次居全国高院第二。他提出,法院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辅助办案系统的开发应用,促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全面运用,努力构建更加符合网络规律的司法流程和审判机制,全面打造“互联网+诉讼服务”工作新模式,进一步推动司法公开。

  不久之前,山西高院的官方微博被评为2017年度全国法院优秀微博账号。

  在调任山西高院院长21个月后,邱水平重回北京,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担任党委书记。

  2018-12-14晚的北京大学珠峰攀登活动报告会,是邱水平回北大后参加的第一个学生活动。他说,这是自己人生中第三次到北大报到。再回燕园,备感激动、亲切和温暖。

  “希望大家牢牢记住:校园生活很短暂,社会才是大浪淘沙、披沙拣金的大熔炉。我们都会离开北大、走向社会,都必须主动适应这个社会,融入社会发展的主流。必须当老实人、下苦功夫,必须手脚磨出血泡、内心无比坚强。”

  他说,三十多年前,他们这一代北大青年在燕园喊响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而现在,年轻一代再次在世界之巅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

  “我为你们而骄傲!”在不长的讲话里,初回北大的邱水平,把这句话连说了两遍。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陆棋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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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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